诺奖的评选，首先当然是诺奖委员会对各领域杰出人士做出评价，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生活；与此同时，该奖本身也持续处于各种质疑和检视之中，他们给出的名单本身，也是他们向整个人类社会交出的一份答卷，他们是否真正践行了诺贝尔的遗愿：奖励那些“对人类做出最重大贡献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18年的和平奖可以说算是对瑞典文学院性侵丑闻的回应，三位女性得主获奖是对女性权益关切的回应，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应对气候问题国际合作与冲突，以及全球贸易战背景下、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共同把经济增长的期望放在创新和长远可持续发展、并且都共同面临挑战的一个回应。
2018年，在诺贝尔奖117年的历史中，是很不寻常的一年。包括文学奖和和平奖在内的诺贝尔奖，虽然评选结果时有争议，也经常受到包括获奖者本人在内的各方批判，甚至呼吁取消个别奖项，但主动暂停颁发文学奖，还还是二战以来第一次。2017年以来，瑞典文学院深陷持续发酵的性侵丑闻泥潭，不仅导致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暂停颁发；还把和平奖颁发给反抗性暴力的斗士们。另外，2018年多达三名女性获奖，占比高达25%，而117年历史中，女性获奖比例仅稍微超过5%；尤其是同时有女性获得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更属罕见。历史上，从男女获奖比例看，化学奖在2018年阿诺德获奖之前是174:4；物理学奖在2018年多娜获奖之前，更是高达205:2；经济学领域目前也来到80:1。以上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瑞典人为平息丑闻，重树积极正面形象所作出的努力。
另外，2018年刚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五十届，更为整个诺奖增添了一层特殊的意义。获奖者为来自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具体说来，是表彰他们关于气候、知识等具外部性的生产要素，通过政府之手等内生化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方面的理论研究。
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和科技知识，在约束与扩张中，共同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边界；但在两百多年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大多时期都是以外生变量存在的，也即气候环境的变化、科技知识的进步，并不受人类经济活动本身的影响，它们的发展演化，是受制于人类经济活动以外的其他要素。
然而，在诺德豪斯看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体系才能起作用，而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造成影响。因此，他认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必须引入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必须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纳入生态系统的影响。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也即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并证明，治理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是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碳排放税。
诺德豪斯研究的重点对象是具有外部性的气候变化，而罗默关注的则主要是同样具有外部性的知识，尤其是技术创新等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善知识。通过把技术知识的内生化，罗默成功把由罗伯特?索罗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外生增长模型），发展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技术知识或新创意，由于其非竞争性（non-rival）和可排他性（excludable）等特点，这类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生产要素，可以导致产出函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甚至可以越来越快；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加速新知识、新创意的研发，实现知识、新创意的内生化，进而达到经济的最优。
最近一年多来，在气候变化方面，一年前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高调地宣布美国要退出《巴黎协定》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气候协议，该协议旨在联系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而2018年以来，“30多年来影响珠三角最强的”台风山竹、“美国30年来最强的”飓风佛罗伦萨、被日本媒体称为“25年来最强台风”的飞燕，对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的相继光顾，以及印度尼西亚地震引发的海啸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都在提醒人类的经济金融活动，人类在努力提高社会福利和个人福祉时，所受到的大自然的限制和约束。
而在另一个层面，知识的进步与跨境传播、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断扩张人类经济活动的边界，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扩张的最得力工具，也不断验证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但是知识和科技的跨境传播，在2018年同样迎来剧变；而导火索仍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打压，对美中之间知识的传播、尤其是科技的交流互动的种种言论，甚至有传言说考虑约束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等，无疑是对人类知识传播的反动。
除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冲突，欧盟在“笨猪”国家的债务危机余波、以及英国退欧风波中，经济发展前景扑朔迷离；俄罗斯、阿根廷等曾奉“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新兴经济体，陷于滞胀的泥淖中顾此失彼，而土耳其的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尝试，在其最近的货币危机中显示，其未来也绝非坦途。
2001年3月，在诺贝尔奖百周年之际，日本内阁制定通过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了一项数量目标：今后日本应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级科学奖的获奖数量上与欧洲主要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力争在未来50年里使本国的诺
